这三笔突击借款，为什么此时此刻非成立不可？当事人一直没有讲清楚，在日本被称为“9月28日之谜”。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不可解的奥秘。在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故意制造疑团，但深入地研究历史事实迟早总能揭露出它的真相。
参战借款即内战借款是公开的秘密。每个军阀集团都有帝国主义作后台，也是众所周知的。抓紧最后机会给段系军阀输血，是为了加强战后日本在中国的地位，相对地削弱美、英的影响。借款还有一个不敢公布的附约，其中规定参战军必须由日本军官训练。有人揭露，日本派来充当教官的下士达数百人之多。这是它企图控制中国军队的又一项重要措施。
满蒙四路包括：热河（承德）至洮南、洮南至长春、吉林经海龙至开原、热洮线上的某点至某一海港。其中日本最重视的，一是热洮路，准备将来再往北方延伸，经过齐齐哈尔、墨尔根（嫩江）抵达黑河（瑷珲），形成一个完整的大干线；二是热洮路某点至某海港，胜田主计认为，有了这条路线，满蒙各铁路才能充分发挥其效果。借款成立后，胜田得意地说：这些铁路如告完成，朝鲜满蒙的联络就能充分实现，成为所谓“利益线”，作为债权人的日本财团将得到极大的满足。当时，美国正企图取得中东路的领导权，以便取代沙俄控制北满；满蒙四路以及吉会路借款都是美、日争夺北满的一个组成部分。
山东济顺（济南至顺德府，现河北邢台）、高徐（高密至徐州）二路借款垫款，是日本用迂回战术解决所谓山东问题的圈套。谈判时，日本要求中国同意对山东问题举行换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9月24日，换文在后藤新平外相和驻日公使章宗祥之间举行，主要内容是：胶济路沿线日军，除济南留驻一部队外，全部调往青岛；全路由中国巡警担任警卫，但在队本部、重要车站和巡警训练所内应聘用日本人；该路归属确定之后，由中、日两国合营；撤销现行民政机构（青岛除外）。西原、胜田等人的阴险狡猾在于上述条款表面上是撤退收缩，实际上在扩大侵略。济南驻兵、路警聘用日人、胶济路无限期合营，都是超过了《民四条约》的新权利。尤其严重的是，接受日本提出的这些具体措施，实际上就是首先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权利，重新肯定了《民四条约》为有效。章宗祥在复文里竟然用“中国政府……欣然同意”字样接受下来，使西原等人的诡计得逞。这是巴黎和会上中国陷于极端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分析说明，日本要通过三笔借款得到的东西，都是对它有重大利害关系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欧战即将结束，大局已定，大战“天祐”快要消失，战后美国将更加富强，日本却肯定要出现经济不景气，对美国的依赖将不是减小而是加大。日本外交政策不得不发生转折，国际协调成了外交的中心课题。原敬内阁就是以这种新姿态登场的。这三笔借款同新内阁要标榜的东西很不相符，当然让旧内阁去进行最为妥当，以免损害新内阁的形象。原敬上台后，不但不撤销这三笔戏剧性的突击借款，反而力求实现。后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以日本用武力*订二十一条为理由，要求胶州湾直接归还中国及废除《民四条约》，辩论过程中，日本理屈辞穷，就以中国在1918年换文中自愿承认1915年条约为有效为词，进行反扑。这就说明了日本的深谋远虑和订立这几个借款合同的重大意义。
西原借款在中国取得了用战舰、大炮、最后通牒所不能得到的利权。寺内下台后自夸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胜田主计反驳指责西原借款的人，说他们“只顾眼前的区区小利，而不顾将来的大利”，一再提到他在画册题写的“渐到菊花分根日”诗句，以比喻借款将渐见成效，影响深远。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正是西原借款，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段祺瑞政权的极端痛恨和鄙视，造成北洋军阀的内部分裂。段祺瑞彻底孤立，终于失败，西原借款希望达到的梦想也跟着破灭了。
在西原借款过程中，寺内内阁还炮制了一个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对中国来说，是日本企图变相实现二十一条第五号要求、控制中国军事的又一重大阴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军部和一些满铁的骨干分子主张趁机把我国东北北部和西伯利亚纳入日本势力范围。11月中旬，参谋本部开始制订计划，以保护日本侨民和接管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铁路为名，出兵侵占西伯利亚，同时实现军部蓄谋已久的中国军队隶属化。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恐吓北京政府说：德、苏单独媾和后，在西伯利亚的十余万德国战俘一旦解放，即成劲敌，维持远东和平的责任全在中、日两国。又说：德国势力将一面从西伯利亚侵入东方，一面在甘肃、新疆一带鼓动回族闹事，建议中、日两国订立军事合作协定。参战督办段祺瑞对日本建议热烈响应；冯国璋心存疑惧，但不敢断然拒绝，他提出要给军事合作划定地域范围，“华境内事，中国自行处理，华境外事，宜可与日本共同处理”。日方不同意，本野外相赌咒发誓说，从前日本对中国不能说没有野心，现在可以保证绝对没有。北京勉强答应先就这个问题交换文件。日本得寸进尺，田中又提出，“如能使中国方面发起，那就更妙。”明明是日本强加于中国，却要中国先提出请求。青木宣纯等人继续对总统冯国璋、总理王士珍施加压力，强迫他们按照日本参谋本部的步调行事。章宗祥与日本狼狈为奸，硬说由中国发起比较主动，由日方来函，“则立于被动地位，似非得计”；过几天又催促说：“本野口气，似颇以中国迟迟交换文件为无诚意。现在既与握手，令彼疑我，似非得策。”日本急于成立日中军事协定，以退为进，1918年3月5日寺内内阁决定“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进行商谈。中方提出以从速和平解决山东问题和东三省悬案作为交换条件。日方表示“可予磋商”；中方要求在协定上写明“有效期间以欧战期内为限”，日方表示，可以另函声明，因为共同防敌而在中国境内的日军于战争终了后一律撤退。由于当时中国人民掀起了强大的反对缔结中日军事协定的运动，北京政府不敢轻率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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